我是一名來自祖國寶島的大學教師。1997年剛來上海的時候，有人問我要不要改個名字？我說沒必要。2008年前回臺灣探親很困難，有人建議我辦張非洲某國的護照，我也一笑置之。來大陸、來上海生活發展，努力經營一個安身立命的家園，就是我的無悔選擇，我也愿意為促進兩岸交流貢獻自己綿薄之力。

　　“認識世界，卻不認識祖國”

　　我的家鄉臺灣高雄旗山，是一座擁抱著蕉園、竹林與稻田的山城。這方水土有著十分多元的氏族風俗（閩南人、客家人、原住民、外省人），也見證了歷史的匯聚浪潮。日據時代，山上建有日本神社。后來神社被鏟平，蓋了全臺占地最廣的孔廟。孔廟落成之日的慶典，我也擠在人群里，盼望燒一炷香、沾一點庇佑。

　　我深愛我的家鄉，這座山城有一股慵懶的寧靜，仿佛只有時代大潮的尾流邊浪才會無意間拍打到這里。鎮上大人家莫不冀盼孩子出去讀書立業，所以，我也不無“宿命地”想往城市去。因為我喜歡文化、歷史、文學與語言，所以我大學選擇讀西洋語言文學。

　　在英國愛丁堡大學讀碩士時，我不但要適應緊湊的學習壓力，更第一次深刻理解“兩岸歷史糾結”的無奈：臺灣同學會與大陸同學會間會有“踢館”的行為。臺灣留學生團體中，又會有本省外省之圈分。我還不止一次對外國人解釋我不是泰國人。

　　大陸有句話說，海外留學是愛國主義教育最好的機會。現在回頭想來，我正是在那時開始思考個人、民族、國家等大問題。英國留學期間，我認識了未來的先生。我是閩南本土家庭，他出身自外省人與本省人聯姻。我們相加所涌現的歷史，正是近代兩岸關系的縮影。

　　留學英國讓我認識了世界，卻還不認識自己的祖國，是不是有點遺憾？于是，我們夫婦決定來大陸發展。當時想法比較簡單，大陸在改革開放亟需高等教育人才。盡管當時臺灣工資比大陸高許多倍，但島內“綠化”日益嚴重，我們看不慣那種偏狹的夜郎自大心態。

　　“我在默默觀察這個政黨”

　　1997年開始，我在復旦大學外文學院任教，從講師、副教授、教授這樣走過了22年。開始的時候，我“趕”上了高校外語教師青黃不接的尷尬期，蒙陸谷孫先生認可，我參加了英語專業課程教材的改革計劃。看到自己的努力帶動了一代代青年，以昂揚飽滿的精神匯入社會發展洪流中，我很欣慰。

　　在擔任教職的同時，作為一位具有在島內完整成長背景、并有大陸定居身份的“臺一代”，我也希望盡己所能服務定居在上海的臺灣鄉親。2013年，我接過老會長林明月的班，成為上海臺聯會會長。

　　之后的第二年，我鄭重地向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。當時很多人問我，為什么要入黨？其實，早在2000年的時候，我們夫婦就考慮要不要入黨，但有人勸我們不要打這個主意，因為我們來自臺灣，不是“長在紅旗下”。所以，我們也就靜心扎根工作。之后因緣際會，我的入黨意愿得到兩位老黨員的支持，他們愿意擔任我的入黨介紹人。

　　現在想想，那段時間我也在默默觀察這個政黨。我支持、認可中國共產黨對民族復興與國家建設的重要貢獻與引領地位，也堅信實現民族復興需要兩岸同胞一起努力、共創未來。我想把這樣的心聲告訴對岸的鄉親，因此在十九大黨代表通道上，我大聲說出了“歷史無法選擇，現在可以把握，未來可以開創，一起為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加油努力。”

　　“愛臺灣、愛大陸，就像愛自己的爸爸媽媽。”我想借這個比喻告訴臺灣鄉親，愛臺灣與愛大陸都是中華民族感情的自然表現，并不應該刻意地去二選一。讓我感到高興的是，我這些心里話在島內引起不少人的內心共鳴。

　　“為更偉大的工程作出貢獻”

　　不久之前，我再次當選為上海臺聯會會長。

　　這幾年兩岸關系緊張，但即便在這么困難的情況下，我還是看到一股又一股推動兩岸和平發展的力量涌現：年年增加的來大陸求學或工作的臺灣青年、在大陸高校任教的臺灣教師、在北上廣深高新尖企業奮斗的專業人士、在大陸各大城市經營事業的臺胞企業者。他們的到來，正是兩岸積極融合發展，謀求心靈契合的最好體現。在我們整個國家加大開放力度之際，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能更進一步融合互通，加大人才流動，我們的社會也會更加包容平和。

　　我的崗位在高等教育。對我來說，就是要認真上好每一堂課，改好每一份學生作業。踏實誠奮地做好力所能及的工作，讓兩岸看到臺灣同胞在為祖國美好的未來而奮斗。如果每個人都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，國家富強昌盛，社會文明誠寬，兩岸問題自有水到渠成的時刻。

　　隨著越來越多的臺灣學生出現在我們的校園與課堂，青年學子比以前有更多更密的交往接觸。這是很重要的，因為我們看到個體中間的差異與獨特，更看到了可以溝通共繪的未來。我一直認為，我們每個個體都被鑲嵌在一個歷史的語境里、歷史的長河中。我們所做的事情，尤其是我們畢業以后所做的事都依附在其中，或者是說為一個更宏大的圖景、更偉大的工程作出某種貢獻。我希望兩岸的學生們能意識到這一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