長征路上的歷次會師，不僅是各路紅軍戰略轉移的重要節點，也是了解長征全過程一條清晰的脈絡。在歷時兩年艱苦卓絕的長征中，紅軍共有6次會師。

　　紅6軍團與紅3軍木黃會師

　　根據中共中央、中革軍委的命令，紅6軍團于1934年8月7日從湘贛蘇區開始西征。9月上旬，紅6軍團擊潰敵軍8個團的“追剿”，順利渡過湘江繼續西進。

　　1934年10月24日，紅6軍團在貴州印江縣木黃與紅3軍會師。在紅6軍團到達黔東之前，紅3軍已于1934年5月到達，后廣泛發動群眾，開展土地革命，建立革命武裝和政權，創建了黔東蘇區。會師后，紅3軍恢復紅2軍團的番號。兩軍團共同行動時，由紅2軍團指揮部統一指揮。

　　此次會師，紅6軍團不僅勝利完成轉移任務，而且為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起到了先遣探路的作用。此時，中央紅軍已突圍長征，紅2、紅6軍團為策應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，遂向湘西發動攻勢，并創建湘鄂川黔蘇區。

　　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懋功會師

　　1934年10月，中央紅軍開始長征。在連續突破敵四道封鎖線后，紅軍損失嚴重。12月18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舉行會議，接受毛澤東的正確建議，放棄到湘西同紅2、紅6軍團會合的計劃，改向貴州北部挺進。

　　紅四方面軍在取得嘉陵江戰役勝利后，于1935年5月初繼續向西轉戰，策應中央紅軍。在中央紅軍成功翻越夾金山時，紅四方面軍一部已攻占懋功，并前出至達維。

　　1935年6月12日，中央紅軍同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。懋功會師粉碎了蔣介石妄圖消滅紅軍的計劃，壯大了紅軍的力量。

　　紅25軍與陜甘紅軍永坪會師

　　中央紅軍長征后，按照中共中央、中革軍委的指示，紅25軍于1934年11月離開鄂豫皖蘇區，開始長征。紅25軍先后進入桐柏山區和伏牛山區，但發現在此創建蘇區都比較困難，于是進至陜南地區，創建了鄂豫陜蘇區。

　　1935年7月，在得知中央紅軍、紅四方面軍已在川西會師并準備北上后，為配合主力紅軍行動并同陜甘紅軍會師，紅25軍決定西進。

　　9月16日，紅25軍在陜西省延川縣永平鎮（今永坪）同陜甘紅軍會師。這次會師大大加強了陜甘蘇區和紅軍的力量，為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主力的到來創造了條件。

　　陜甘支隊與紅15軍團甘泉會師

　　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后，紅軍實力大大增加，并在兩河口會議上確定了北上川陜甘的戰略方針。

　　1935年8月3日，紅軍總部制定進軍甘肅南部的夏（河）洮（河）戰役計劃，并把中央紅軍、紅四方面軍混合編成左右路軍，黨中央、中革軍委隨右路軍行動。

　　當右路軍歷時數日越過自然環境極端惡劣的草地，等待左路軍來會合時，張國燾提出種種借口，不愿北上，并要右路軍南下。

　　為貫徹北上方針，中共中央被迫率紅1、紅3軍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，攻克天險臘子口，翻越岷山，進占哈達鋪。

　　在此，北上部隊正式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。9月27日，陜甘支隊占領通渭縣榜羅鎮。11月2日，陜甘支隊在甘泉地區同紅15軍團勝利會師。會師后，紅一方面軍恢復番號，紅15軍團編入紅一方面軍。

　　兩軍會師后，立即迎擊了國民黨軍的“圍剿”，取得了直羅鎮戰役的勝利，鞏固了陜甘蘇區，有力地配合了全國紅軍的行動。

　　紅2、紅6軍團與紅四方面軍甘孜會師

　　紅2、紅6軍團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出發，開始長征。紅軍經4個月轉戰，于1936年3月下旬進至貴州西南的盤縣、亦資孔地區。

　　這時，紅2、紅6軍團接到北渡金沙江同位于甘孜的紅四方面軍會合的命令后，離開盤縣地區，分兩路向西急進，于7月1日同紅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。會師后，紅2、紅6軍團和紅32軍合編為紅二方面軍。

　　此次會師，對于反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錯誤，維護全黨全軍的團結，促進三大主力會師，開創中國革命的新局面具有重要意義。

　　紅二、紅四方面軍同紅一方面軍會寧、將臺堡會師

　　紅二、紅四方面軍甘孜會師后，張國燾企圖拉攏紅二方面軍支持他的錯誤主張，遭到紅二方面軍領導人的堅決抵制。在中共中央和朱德、劉伯承、任弼時、賀龍等力爭下，兩軍共同北上。

　　1936年7月上旬，紅二、紅四方面軍從甘孜出發，途經阿壩、包座等地，越過雪山草地，8月到達甘肅南部。紅四方面軍于9月上旬控制了漳縣、渭源、通渭等廣大地區；紅二方面軍于9月中旬占領了成縣、徽縣、兩當、康縣等廣大地區。

　　就在此時，張國燾又提出西渡黃河的主張，經朱德和紅四方面軍一些領導人的抵制和斗爭，加之在蘭州以西渡河困難，張國燾不得不同意繼續北上。

　　為接應紅四方面軍北上，紅一方面軍派出部分兵力，先后占領將臺堡、界石鋪和會寧等地。10月9日，紅四方面軍同紅一方面軍在會寧會師。紅二方面軍由成（縣）徽（縣）兩（當）康（縣）地區向北轉移，于22日到達靜寧以北的將臺堡，同紅一方面軍會師。

　　三大主力紅軍會師，標志著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長征勝利結束，使“中國民族抗日統一戰線與抗日聯軍是有了堅強的支柱了”，“全國同胞是有了團結御侮的核心了”，對于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調整國內政治關系“將要起一個決定的作用”。(閆茁草、蔡琳琳、李悅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