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為什么拍《一九四二》

　　大概是在1993年，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，王朔走到我的客房來，扔給我一本小說，是劉震云寫的《溫故1942》。我一口氣看完了，非常受觸動。小說寫了1942年發生在河南的一場災荒，大概有3000多萬河南人向陜西逃荒，途中有300萬人餓死了。但是我非常吃驚的是，在看這部小說之前我完全不了解有這么一場災難。當劉震云要寫這部小說的時候，去采訪那些幸存的當事人，大家也都說記不清了。當時我就想：究竟我們是一個善于忘記的民族，還是說我們這個民族遭遇的苦難實在太多了？拍這個電影的意義其實挺大的，一是讓我們大家了解一個曾經發生在河南的大悲劇，另外是通過這個電影，大家也想一想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悲劇，以后還會不會發生。

　　溫故而知新，我覺得非常重要。這個電影就像一面鏡子，照見了我們自己。你看我是長得挺寒磣的一個人，因為有鏡子，所以我知道我長得寒磣。倘若沒有這鏡子，我可能會把自己想象得特英俊，特別器宇軒昂。但是當你照鏡子的時候，你發現跟你想的不一樣。我覺得盡管我看到這一切的時候會很不舒服，但是比我不知道要強一點。所以，《一九四二》也是照見了我們民族性里的一部分不堪。當然，我們的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肯定是優秀的，否則我們也不可能走到今天。

　　我不是一個特別有責任感的人，但是因為被劉震云的這部小說擊中了內心，于是我跟震云說，能不能把它拍成電影。劉震云說不著急，再等一等。我覺得他并不是不想把它拍成電影，他肯定是對我不信任，因為那個時候我還沒有拍過任何一部電影。

　　時間到了2000年，元旦后的一個晚上，震云找到我，跟我說，他想把《一九四二》這孩子托付給我。我聽后特別特別興奮。于是，我們就找了很多專家、導演來討論。大家有一個共識——這部小說是非常好的，但是它非常不適合改成電影，因為小說既沒有故事也沒有具體的人物，也沒有情節。大家散去，我就跟震云蹲在我那工作室外頭的樹蔭底下，我問他，怎么辦？震云問我，你還想干不想干，我說想干。接著震云跟我說，他覺得把一個可能的事變成可能的工作，很多人都在做，只有很少的人在做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的事，但這是非常有意義的。

　　怎么把不可能變成可能？我們選擇用一種最笨的方法：把每條路都走一遍。

　　我們工作室六個人一起上路，沿著小說的線索，走了幾個月。經過幾個月的采訪、摸索，劇本就浮現出來了。但是拍攝過程幾起幾落。光攝制組就成立了三次，大張旗鼓地選景、找演員，幾經折騰。我開始意識到，可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沒有機會了，或者說在我有創作精力、有沖動、有體力的時候，可能沒有機會把這部小說拍成電影了。這期間我拍了很多其他的電影，在這個過程中，因為想拍的東西一直沒辦法拍，所以我可以全心全意地走一個商業片的道路，然后把這條道走得很通。這是一條什么路呢？就是充分尊重觀眾。然后，讓我自己也覺得好玩，也有意思，我覺得也不惡心。就是這樣一些片子形成了一個很高的人氣，對我來說，就是所謂的大家說的品牌。這個品牌是什么呢？就是觀眾對我的電影有個基本的信任，而剛好在這種影響力最大的時候，終于在2010年又賊心不死地把《溫故1942》的劇本放到案頭上。

　　之所以在拍攝《一九四二》這條路上這么坎坷，有這么多阻力，這么不順，其實是因為你沒準備好。這是一個好東西，你想干可以，你要做一個很好的準備。可能到2010年的時候，覺得準備得差不多了，可以拍了，所以這電影就拍出來了。

　　我覺得，《一九四二》是我們在所有的中國電影，向著商業大潮洪流沖過去的時候，突然獨樹一幟地殺了一個回馬槍。有個詞叫小清新，我覺得《一九四二》是大清新。我們就是想做別人不敢做的那些事。對于我個人來說，我覺得我名利早就雙收了。名利雙收了有兩種情況：一種是我就享受所有這些名利帶來的好處，還有一種就是我敢于把這些東西壓上去，去做我非常想做的那件事。也許在《一九四二》這部電影上，我揮霍了這么多年積累起來的觀眾對我的信任，但是我更相信，因為《一九四二》，我又建立起來了更大的信任。

　　我發現，觀眾尤其是年輕觀眾，他們看完這部電影之后，有一個特別強烈的感受，就是走出電影院的時候，突然意識到自己很幸福。你會覺得，跟餓死了相比，咱們今天的一些挫折、一些所謂的不幸，其實都不在話下。張國立說他演完這個戲，有一個特別大的體會，就是饑餓和人的尊嚴。在1942年，什么是尊嚴？尊嚴就是肚皮。今天，我們國家開始變得富強一些了，我們才可以討論有沒有尊嚴這件事。

　　我希望，通過看這部電影，你會知道，能夠活在今天，你是很幸福的。